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界座谈会

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界座谈会

时值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美术》杂志社承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界座谈会”,于2012年2月28日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议室隆重举行。本座谈会同时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的“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写生作品展”系列采风写生创作活动的动员会和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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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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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主持座谈会

1942年,针对当时延安文艺工作者存在的思想问题,陕甘宁边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讨论,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在我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讲话》在我国革命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影响,不仅在当时促使延安文艺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也是以后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指导方向和准则,也使得中国现实主义美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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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美协副主席冯远发言

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冯远,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秘书长刘健,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主任罗成琰、理论研究部主任陈建文,以及侯一民、杨力舟、杜滋龄、谢志高、杨飞云、王宏建、马书林、张晓凌、梁江、胡伟、袁武、毕建勋、张祖英、孙为民、王颖生、邵亚川、苗再新、吴为山、邹立颖、李爱国、于小冬、尚辉等著名美术家和美术理论家,还有《中国艺术报》社长向云驹、《人民日报》美术编辑室主编邵建武,以及《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美术家通讯》等媒体记者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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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吴长江发言

座谈会由《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主持,冯远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重温讲话精神,促进美术创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承担使命,就要秉持崇高的文化追求,在弘扬先进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发挥带头作用;树立人民至上的观念,在贴近群众、反映群众、服务群众上发挥带头作用;保持与时俱进的品格,积极投身改革实践,在推进文化创新上发挥带头作用;强化精品意识,在生产更多高质量、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上发挥带头作用;坚持崇德敬业,在恪守良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上发挥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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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协秘书长刘健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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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院教授候一民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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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协顾问杨力舟发言

与会专家从三个方面对《讲话》进行了深入探讨。一是回顾了《讲话》发表70周年对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进程的作用和影响,二是畅谈了《讲话》倡导的中国文艺方向对于今天美术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三是深入探讨了深入生活和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专家们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最高领导人首次系统的、全面的对文艺问题的论述,后来几代党的领导人对文艺的论述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还进一步阐发了《讲话》中谈到的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流和功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问题。老一辈美术家侯一民、杨力舟从各自的艺术实践出发,讲述了《讲话》对其人生与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侯一民说:“《讲话》中指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这句话指导了我一生”。他希望年青一代的美术工作者应该不断地学习、重温《讲话》精神。杨力舟认为《讲话》所论述的文艺观点和主张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关键是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地去执行和发展。在谈到深入生活和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时,专家们讨论热烈,普遍认为深入表现人民生活仍然是中国美术走自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的创作方向,而写生则是正确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重要过程和手段。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对今天的美术创作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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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院教授王宏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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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文艺部美术编辑部主编邵建武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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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发言

会议最后,举行了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的“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写生作品展”系列采风写生创作的启动仪式。吴长江书记介绍了中国美协今年将安排采风写生团到青海、内蒙古、甘肃、四川等地写生,并成立了三个采风写生团:浩瀚草原——中国美术家协会采风团、大美四川——中国美术家协会采风团和首届西部少数民族美术人才高研班采风团,希望改变过去流于形式、浮光掠影的写生模式,争取在人员组成、时间安排、与当地美术工作者的交流等方面做出新的尝试,让广大美术家真正走出画室,走到人民中去,创作出一批反映新时期人民生活的佳作,为《讲话》精神在当代再放光芒做出美术家的努力和贡献。(摄影
史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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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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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团成立仪式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界座谈会

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界座谈会

时值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美术》杂志社承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界座谈会”,于2012年2月28日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议室隆重举行。本座谈会同时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的“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写生作品展”系列采风写生创作活动的动员会和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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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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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主持座谈会

1942年,针对当时延安文艺工作者存在的思想问题,陕甘宁边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讨论,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在我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讲话》在我国革命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影响,不仅在当时促使延安文艺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也是以后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指导方向和准则,也使得中国现实主义美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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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美协副主席冯远发言

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冯远,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秘书长刘健,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主任罗成琰、理论研究部主任陈建文,以及侯一民、杨力舟、杜滋龄、谢志高、杨飞云、王宏建、马书林、张晓凌、梁江、胡伟、袁武、毕建勋、张祖英、孙为民、王颖生、邵亚川、苗再新、吴为山、邹立颖、李爱国、于小冬、尚辉等著名美术家和美术理论家,还有《中国艺术报》社长向云驹、《人民日报》美术编辑室主编邵建武,以及《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美术家通讯》等媒体记者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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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吴长江发言

座谈会由《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主持,冯远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重温讲话精神,促进美术创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承担使命,就要秉持崇高的文化追求,在弘扬先进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发挥带头作用;树立人民至上的观念,在贴近群众、反映群众、服务群众上发挥带头作用;保持与时俱进的品格,积极投身改革实践,在推进文化创新上发挥带头作用;强化精品意识,在生产更多高质量、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上发挥带头作用;坚持崇德敬业,在恪守良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上发挥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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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协秘书长刘健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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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院教授候一民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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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协顾问杨力舟发言

与会专家从三个方面对《讲话》进行了深入探讨。一是回顾了《讲话》发表70周年对中国现当代美术发展进程的作用和影响,二是畅谈了《讲话》倡导的中国文艺方向对于今天美术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三是深入探讨了深入生活和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专家们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最高领导人首次系统的、全面的对文艺问题的论述,后来几代党的领导人对文艺的论述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还进一步阐发了《讲话》中谈到的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流和功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问题。老一辈美术家侯一民、杨力舟从各自的艺术实践出发,讲述了《讲话》对其人生与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侯一民说:“《讲话》中指出,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这句话指导了我一生”。他希望年青一代的美术工作者应该不断地学习、重温《讲话》精神。杨力舟认为《讲话》所论述的文艺观点和主张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关键是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地去执行和发展。在谈到深入生活和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时,专家们讨论热烈,普遍认为深入表现人民生活仍然是中国美术走自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的创作方向,而写生则是正确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重要过程和手段。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对今天的美术创作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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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院教授王宏建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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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文艺部美术编辑部主编邵建武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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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发言

会议最后,举行了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的“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写生作品展”系列采风写生创作的启动仪式。吴长江书记介绍了中国美协今年将安排采风写生团到青海、内蒙古、甘肃、四川等地写生,并成立了三个采风写生团:浩瀚草原——中国美术家协会采风团、大美四川——中国美术家协会采风团和首届西部少数民族美术人才高研班采风团,希望改变过去流于形式、浮光掠影的写生模式,争取在人员组成、时间安排、与当地美术工作者的交流等方面做出新的尝试,让广大美术家真正走出画室,走到人民中去,创作出一批反映新时期人民生活的佳作,为《讲话》精神在当代再放光芒做出美术家的努力和贡献。(摄影
史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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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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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团成立仪式

美术界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美术界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郝斌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70周年,2月28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美术》杂志社承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界座谈会”在中国文艺家之家隆重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冯远,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主任罗成琰,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陈建文,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向云驹,中国美协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刘健,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杨力舟,中国壁画学会名誉会长侯一民,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杜滋龄,中国美术馆副馆长马书林、胡伟、梁江,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局副局长李翔,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一级美术师谢志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张祖英,北京画院副院长袁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宏建、孙为民、王颖生、毕建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爱国,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于小冬,武警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苗再新,武警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邵亚川,《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美术编辑室主编邵建武和长城画院常务副院长邹立颖等领导、美术家和理论家应邀出席了会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苏新平、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孔紫等提交了书面发言。座谈会由《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主持。

与会美术家重温《讲话》精神,深情回顾了《讲话》对于延安美术和新中国美术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深入探讨了《讲话》精神对于今天美术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艺术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如何在今天的艺术创作中理解“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以及深入生活与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座谈会还举行了由中国美协组织的“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写生作品展”系列写生创作活动启动仪式。为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中国美协于今年成立了三个采风写生团:“浩瀚草原——中国美术家协会采风团”、“大美四川——中国美术家协会采风团”和“首届西部少数民族美术人才高研班采风团”。启动仪式向即将奔赴青藏高原、川藏高原和内蒙古草原的采风写生团颁授团旗,以正式启动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采风写生创作活动。

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领会《讲话》精神

在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领会《讲话》精神,是摆在当前所有美术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作为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经典文献之一,《讲话》深刻的精神内涵、历史价值、哲学价值、美学价值对今天的艺术创作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关于《讲话》的精神内涵和现实意义,冯远指出,《讲话》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文化理想,生动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领导人民推进文化建设的思想理念。今天,时代发展了,文化建设的任务、目标发生了变化,但是《讲话》中关于文化建设、文艺思想体现出来的基本立场、方法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他强调,重温《讲话》精神,促进美术创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承担使命,就要秉持崇高的文化追求,在弘扬先进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发挥带头作用;树立人民至上的观念,在贴近群众、反映群众、服务群众上发挥带头作用;保持与时俱进的品格,积极投身改革实践,在推进文化创新上发挥带头作用;强化精品意识,在生产更多高质量、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上发挥带头作用;坚持崇德敬业,在恪守良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上发挥带头作用。杜滋龄依据自身多年的美术创作和实践,认为今天回顾《讲话》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的文艺方向,我们的文艺创作始终是为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向云驹从党史的角度出发,谈到了《讲话》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他指出,《讲话》的发表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第一篇系统、全面的文艺论述,也是建党21年后,党的文艺工作的阶段性理论总结,这个总结不仅是当时延安文艺界工作的需要,也是此后党在解放区、根据地、国统区各个方面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讲话》树立了我们党又一个传统,始终高度重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高度重视文艺的根本问题,高度重视文艺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一部分,高度重视文艺批评、尊重文艺规律、用文艺的方式开展文艺的工作。张晓凌则谈到了《讲话》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认为《讲话》是一个标志性的经典文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艺思想的一个总结和弘扬,系统、全面地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文艺标准的问题以及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对我们当下也有深刻指导意义。梁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并且关注到《讲话》所体现出的现代性问题和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的重要转折意义,他认为《讲话》不只是历史文献,实际是标志着中国艺术现代性性质的新质,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是活态的、有生命力的,是对当下是有指导意义的,并标志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历史性转折,是中国新文艺的开端。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重要发展,《讲话》的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也自然引起与会者的关注。杨力舟指出,毛泽东在70年前对文学艺术根本原则、社会功能、创作方法的完整论述是唯物主义的经典文献,是依据中国现实需要而尊崇规律的科学总结,富有永恒的价值。毛泽东主张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艺术内容决定艺术形式,艺术内容必须依赖特定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这既是艺术家创作的原则,也是艺术品评的标准。在强调艺术本体论的今天,这一原则仍然是不可含糊的准则。此外,他还肯定了《讲话》中关于社会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论断,但强调关键是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地去执行和发展,并给青年一辈传承《讲话》精神。薛永年谈到,《讲话》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术理论体系指明了道路,不仅从社会学视野,而且从艺术与人生关系的角度深刻提出了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也从艺术本体、艺术规律的视角精辟回答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严格区分并深刻论述了艺术的“源”与“流”,指出“生活是艺术创作唯一的源泉”,也明确指出艺术高于生活的本质,使大家懂得艺术创作必然是对生活的开采与冶炼,因此只有从“源”的意义上重视“流”,才能不忽视且有分析、有批判地借鉴古人和外国人的经验,使艺术创新由粗糙到精致。王宏建则着重探讨了《讲话》中所包含的美学思想,指出《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史上的一个经典文献,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始终存在。他通过对《讲话》中艺术与受众、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艺术受众与功能四个方面的分析,认为《讲话》建立了人类新型的艺术形态,提出了艺术的源泉是生活这样一个深刻的美学问题;《讲话》的精神不仅仅是文艺方针政策的问题,也是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因此《讲话》是有长久生命力的。

此外,关于我们今天看待和审视《讲话》的方式,苏新平谈到,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和学习《讲话》精神,一方面要破除对于《讲话》精神的僵化思维,因为这种教条化、标语化的简单理解往往违背了《讲话》精神的真正意图;另一方面要还原历史情境,在历史情境中思考毛泽东在处理文艺与社会间的关系时所想表达的最为本质的含义。《讲话》很好地把握了历史规律和中国现实,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正是这种对于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

二、《讲话》奠定了新中国美术的发展方向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确立人民当家作主,开展火热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积极而巨大的宣传作用。

《讲话》的发表直接推动了延安木刻的发展,使得延安木刻获得了质的飞跃,促进了一大批著名版画家和版画作品的涌现。如江丰的《念书好》、古元的《减租会》、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力群的《丰衣足食图》、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胡一川的《牛犋变工队》、罗工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沃渣的《把牲口夺回来》,不仅真实反映了当时的革命生活,而且塑造了众多杰出的人物形象,劳动人民成为了画面的主人,与此前的美术迥然有别,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性变革,亦对新中国美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江丰在《解放区的美术工作》中指出的,在《讲话》确立的原则精神指引下,解放区的美术工作从整体上获得了很大推进。除了卓越的木刻成就之外,画报、新年画、连环画、新洋片、墙画、对敌宣传的传单画、街头展览等直接为中国革命和工农兵服务的美术工作,也有了根本性的发展,并由于它活动普遍,参加工作者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后,《讲话》和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的延安革命文艺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延续。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获得了新的土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新成就,表现革命斗争,表现民族团结,在普及的基础上得到提高,创作出一大批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创作方法。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和“百家齐鸣”,是对《讲话》精神的再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为继续推进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党又适时提出了“二为”方向,即文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创造了宽松的环境,指明了方向。2011年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握文化发展的趋势,展望文化发展的前景,恰逢其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亦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毋庸置疑,《讲话》对解放区美术和新中国美术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这一影响鲜明地体现在推进中国美术转向对现实生活的关怀和对民族风格的探索等方面,这一重大转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又归因于《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重要精神的指引。吴长江认为,正是这一基本精神引领,建构了新中国文艺特别是新中国美术发展的根基。他还指出,延安版画世界闻名,在美国、前苏联等国家出版的专项纪念集、画册中都可以看到这些经典的中国美术作品。它们吸收了陕北民间艺术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方式,从“阴阳脸”转变为线刻,实际上却是中国木刻艺术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转折,如古元的《打场》《乡政府》,不仅真实地表现出了解放区人民的现实生活,而且贴切地表达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所以,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然是我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侯一民根据自已的革命经历,认为这一基本精神不仅具有进步色彩,而且也是很前卫的观念。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样的思想使我们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白毛女》,产生了延安木刻、产生了古元;在新的条件下,又使中国画的改造面向人民生活,面向民族题材的丰富内容,使革命历史画有了很大的发展,使原本很多不被重视的民间的东西——年画、连环画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新的木刻也有了巨大的发展。我说它前卫,因为我觉得它是新的,绝不是像有些人把它看成是落后的,只是简单的为政治的口号。”胡伟谈到了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延安美术创作的具体路径。他认为,《讲话》发表之后,率先在延安的文艺创作中反映出新变化,美术家们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如古元、彦涵、力群等延安版画家的作品,表现了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和生活,反映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涵,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深入民心的精神感召力。这也提醒着我们,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但能够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创作必须要深刻关切当下的生活。

《讲话》对中国美术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美术创作方面,也表现在美术教育方面。王颖生根据自己在中央美院多年的学习和教学经验指出:“上世纪50年代初,江丰、古元、罗工柳等延安来的美术家们的文艺创作方法对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央美院的前辈美术家通过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途径,取得很多重要的艺术成果,而且把这些宝贵经验凝结在教学中,以社会考察和下乡写生实践课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此基础上培养了很多优秀美术家,创作了大量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如艾中信《红军过雪山》、罗工柳《地道战》、叶浅予《各族人民大团结》、董希文《开国大典》、王式廓《血衣》、冯法祀《刘胡兰》、侯一民《青年地下工作者》、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靳尚谊《十二月会议》、杜健《激流中勇进》和李可染《万山红遍》等;‘文革’后,又涌现出一批关注人民生活、深入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如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孙景波的《阿佤山人》、克里木·纳赛尔丁的《麦西来甫·欢乐之夜》、李少文《九歌图》、刘大为的《布里亚特婚礼》、杨力舟和王迎春的《黄河在咆哮》等,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绘画潮流。”

此外,张晓凌还重点谈到了现有艺术史写作对《讲话》指导下的中国美术变革评价不高的问题,他指出在《讲话》指导下,70年来,中国美术开创着人类历史上全新的艺术形态。如新中国画的改造问题、油画民族化的问题也都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曾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和探索,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在现有的艺术史写作中却都对此评价不高,这可能和艺术史家的史学观和艺术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最后,他提出我们对抗战以来新中国文艺的现代性的探索必须有一个重新的评估,尤其在今年我们学习《讲话》的时候。

三、《讲话》仍然是今天艺术创作的真谛

《讲话》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文献,对当代美术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讲话》的启示意义首先体现在当代美术创作对《讲话》基本精神的回归,即美术创作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宗旨,这一宗旨又要求艺术家要深入生活、表现生活,从而使我们能够把握正确的文艺方向,推动美术创作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引领下,在党中央提出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重温《讲话》对于鼓励创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大为指出:“《讲话》是我国文化艺术工作者进行艺术创作的经典文献、指路明灯和创作宗旨,正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文化艺术工作者在不同时期,关注时代,贴近现实,表现生活,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我们始终认为《讲话》仍然是今天艺术创作的真谛,仍然是今天我们艺术工作者的座右铭,也是值得永远践行的座右铭,并且对今天的中国美术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他还强调中国美协将始终坚持党的政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鼓励支持美术家深入生活,并举办了一系列重大的美术展览活动,推出新人,推出精品力作,我们将更加深入地学习、践行《讲话》精神,推动我国美术的大发展大繁荣。马书林认为,重温《讲话》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帮助我们把握正确的文艺方向,而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是当今时代能否产生优秀作品的根本。美术作品就是要为人民大众创造真、善、美,反映真实、真情、真理,表现人生的真谛,传达美德、善德,表现人的尊严、人的理解、人的关爱,为社会积善扬德、构建和谐,要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以作品带给人民以美的享受、精神愉悦。刘健重点谈到《讲话》精神启迪了美术家在美术创作中要将对人民的感情建立在人文情怀的基础之上,要切切实实地从人民艺术的角度出发,对生活要实实在在地记录,对眼前要实实在在地关注;另外,较之当年革命文艺家无条件、无功利地承担革命文艺创作的自觉责任,我们美术家应该将这种创作的真诚继承下来。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文化政策的宽松、文化环境的改变以及国力的日益增强,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当代美术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进入新世纪,艺术市场不断扩大,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繁荣,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技巧复杂、作品量大、活动频繁,但同时,美术界中的浮躁作风也不容小觑,部分美术作品脱离社会生活。面对当前美术界中的各种现象,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各自的建议。苗再新谈到:“以中国画的创作为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急功近利者有之,不择手段炒作者有之,而真正坚守信念、潜心艺术、认真创作的艺术家少了,真正来自生活、贴近生活、反映时代的作品少了,内涵深刻、艺术上乘的精品力作则更如凤毛麟角。”吴为山认为当前美术界问题的产生显然源自缺乏生活、缺乏真情所致。他指出,我们今天学习《讲话》,不是仅仅纪念《讲话》发表多少年,也不是仅仅将《讲话》当作历史文献,而是要让这一哲学思想成为我们精神的源泉,融入到我们创作的灵魂中,还要让年轻一代学习。张祖英建议今天的美术界应当将抓“提高”作为我们主要关注点,以此来引导社会的精神走向,反对低俗化、娱乐化的倾向。邵建武还提到文物与艺术品市场中的学术缺席问题,不仅干扰着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势必、或者说已经对美术界、书法界、史论界产生不良影响,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苏新平认为,《讲话》精神正提示了我们作为知识分子肩上所背负的社会责任,他谈到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大发展的今天,各种价值评判标准介入中国文艺作品的评价体系,我们进入了一个多元的时代。这既是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的成绩,也是我们所面对的新语境。文艺发展和改革的进程一样,进入了深水区,如同《讲话》产生的背景一样,我们正面临着种种思想的矛盾和困惑,这种复杂性可谓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能否对社会发展和美术创作有一个清醒而独立的认识,年轻一代能否有正确和健康的思想引导也取决于我们怎样真实面对,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毕建勋谈到,《讲话》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今天的有些艺术已经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基本前提,在“传统”、“当代”、“学术”、“市场”等诉求以及许多非艺术的欲望中迷失了根本。杨飞云也指出,我们的文艺创作要有大方向,也要百花齐放,但必须是“花”;百家争鸣,也必须是“家”,这关于品质和水平问题。学习《讲话》有助于我们的艺术创作具有这样的品质和水平。

李翔重点谈到了军队美术创作对《讲话》精神的贯彻和对中国当代美术的贡献,他认为,军队美术创作始终以现实主义创作为最高艺术追求,自觉承载着国家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崇高理念,彰显出军事美术作品独有的艺术魅力。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军队美术工作者认真贯彻《讲话》精神、坚持“人民文艺为人民”的创作方向是密不可分的。邹立颖也谈到了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的军事题材创作。他认为,学习《讲话》有助于更新创作观念,不应仅仅围绕或局限在军事题材里,把所有的美术创作跟军事挂钩或者要有军人,而是要拓展和突变军事题材的概念,要融合到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里,要创新和表现大的时代思想和文化精神。这样一方面拓宽了军事题材美术创作的道路,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发挥军旅美术作品在思想上的引领作用。他还强调为兵服务是军旅美术工作者的根本。

此外,与会的几位老艺术家也各自谈到了《讲话》对自已创作的影响和体会。谢志高谈到:“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是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成长起来的。沿着《讲话》精神的指引,几十年来,我创作了一系列主题性人物画作品。我的画,要让中国老百姓看得懂、能接受。我一向认为,占地球五分之一的十几亿人能够欣赏的艺术,让中国人拍手叫好的艺术,就是伟大的艺术。”袁武也谈到:“我始终认为一幅好的创作完成,应该具备三个基本元素:一是对所画内容熟悉,二是要表现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良知,三是对题材的驾驭能力。一件做品创作出来,要代表一个画家的立场、追求,这包含着作者的艺术品格、思想品格和情愫倾向。艺术创作是精神劳动,是有思想使命的。我不反对艺术创作的多元化,但在我每每的作品创作中都竭力倾注我的情感和思想,都希望每一件精心之作有它的社会意义和广泛观众,使自己的画作既要打动受众的眼球,也要激动受众的心灵。这也许就是艺术工作者存在的价值吧”。

四、写生是画家认识生活、表现现实的重要途径

在一个图像的时代,需不需要写生,怎样写生,如何处理深入生活与写生、创作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当下美术的发展。重温《讲话》精神,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深入生活与写生创作之间的重要关系。薛永年指出,《讲话》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美术家走出象牙之塔、走向大众生活的经验,也极大推动了此后的美术教育和美术运动一直通过写生贴近生活、改变创作面貌的伟大历程。当今,美术博物馆蓬勃发展,国际美术交流丰富频繁,美术出版兴旺发达,文物美术市场活跃繁盛,都极大丰富了美术家接触古代和外国名作的机会;但为推动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能只着眼于“流”的借鉴,而应该循“流”溯“源”,保持美术创作的源头活水,应继续坚持《讲话》精神的指引,通过写生、采风等途径深入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联系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去,才能不断地有饱含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问世。邵亚川根据自己多年的创作实践经验,指出深入生活出智慧、写生能画出品味,深入生活并不在于你走多远,而在于你对所关注的事物是否有深入的思考,面对照片进行创作让人苦恼,而直面写生则张弛有余、一挥而就;写生能画出感觉,恰到好处,这就是品位;纯粹学来的文化显得矫揉造作、肤浅,纯粹悟出来的文化虽不免粗俗生猛、手脚笨拙,可那是自己的“孩子”,怎么看都好看,打心眼里喜欢。李爱国也谈到了深入生活和写生的重要性,他谈到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离开了生活,艺术作品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便失去了生机,而写生则是记录生活、提炼生活的最有效的手段。写生关注的往往是生活中最生动、最感人的某些事物、某个瞬间、某种形象,因此它最具鲜活的特质,最具强烈的情感,既是迈向优秀艺术家行列的必由之路,也是艺术家才能最直接的体现,还是艺术家风格形成至关重要的因素。尤其在现代科技材料与科技手段不断发展的今天,写生愈发显示出其独立的审美价值。孔紫还谈到了一些画家依赖画册进行创作的问题。她说,深入生活的写生实践使她认识到从生活中有感而发,由“源”所创作出的作品,是经得住推敲,经得起艺术考量的;反之,单纯从画册中找灵感,由画册到创作,从“流”中硬搬模仿,是导致艺术创作枯竭的死胡同。

显然,远离生活、远离写生,将使创作走进死胡同。而关于如何深入生活,如何写生,如何处理深入生活与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与会专家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杜滋龄指出:“作为一位美术工作者,更应不断地深入生活,到基层一线去倾听群众呼声,感受他们的生活,用画笔记录他们的生活。画家创作的作品成功与否,是与画家本人修养和对生活的认识分不开的,关键是画家能否和群众的感情发生共鸣。这样,才能有带着热气、意境和情感的作品出现。再者,画家写生过程也是认识自然、了解人、记录人民生活的唯一手段。故此深入生活与写生是统一的一个手段和方法”。胡伟也谈到:“回顾新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写生是体验和表现生活的利器法宝,它能够影响和改变艺术家对生活的认识以及对生活原型的生动表达和艺术塑造。通过写生获得生活体验将创作素材转化成为典型的艺术形象,能够反映出生活本质和深刻内涵。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一直坚持‘深入生活’,为社会贡献了大量优秀作品,也成为国际美术教育中不可替代的形式典范。”孙为民则根据自身的创作和教学经验重点谈到了如何处理深入生活和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他说:“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大量地写生、记录、积累,既收集素材,又磨练技巧,为创作储备实力,否则创作不会有大的起色,技艺也不会精进。创作更多的是随心所欲和个人的兴趣、偏爱、追求,有时候就是一个想法、一个印象、一个感动、一个趣味的着迷。然后,把那种感觉变成一个结构、一个组合、一个气氛。在这个气氛里,一切人和物都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而这种鲜活的生命力恰恰来自于生活,恰恰是在写生的直接体验到创作的转化而获得的。在创作中虚假编造,依赖、照抄照片以及图像化、概念化都使得写实绘画受到极大的损害。写实绘画只有走出这种困境,才能得到新的发展。”此外,与会专家还谈到了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深入生活进行写生创作的实践和体会。张祖英谈到了自己最近艺术写生和深入生活的体会,他说:“基于对当今油画发展的认识和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在在研究欧洲油画传统的同时,加强中国本土文化精神和美学理念的融会,着力于创造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中国油画。因而,对艺术写生又有进一步的要求,要更注重艺术家个人精神世界的导入,加强对生存环境的领悟和主观感受。”于小冬谈到自己的切身经历践行了《讲话》里倡导的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过程,在西藏生活的13年时间里,在火热的充满激情的西藏艰苦岁月里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历险经验,持续不断地积累着自己的生活体验,用生命感悟了“深入生活”的真正含义。孙景波也根据自己的写生教学实践,肯定了写生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创作源泉以及写生在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意义,他谈到2000年与杜建老师共同带领的中央美院油画、壁画系研究生进行的“走进大西北”的社会考察之旅。在这次考察中,师生们切实接触到各省会城市建设风貌,更贴近看到其间生活着的工、农、兵、学、商、牧和与改革大潮同步发展的少数民族生活现实,并用录像、录音、笔记、素描、油画写生的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考察采访,激荡着师生们的创作欲望。后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大西北纪实作品汇报展”,展出了丰富的考察和创作成果,并受到了很高的评价。通过这次实践活动,他感受到写生最重要的是要走进去,走到最广大的民众生活的“唯一源泉”中去,那是一个艺术家树立艺术人生观的熔炉,是艺术创作思想联系时代精神的根本。

吴长江最后指出,在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在胡锦涛总书记寄语全国文艺家的大背景下再读《讲话》内容,重温《讲话》精神,不仅有利于文艺理论成果与当代创作实践更加紧密的结合,而且有利于中国当代美术事业的不断稳步向前推进。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取得新的成就,国际影响持续攀升、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城市发展突飞猛进、新农村建设一日千里,科技创新佳绩频传、国防事业日新月异,物质生活稳步提高、精神文化丰富多彩……这一切,不但构成了我们当代生活的宏伟背景,更为美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为全国美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中国美协的各项工作,也正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全国美术家的共同努力下得以顺利开展的。这几年,中国美协组织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美术家写生活动,是一种普遍的号召。希望美术家重视写生,走出画室,走出自己的小空间,走进社会的大空间,关注今天中国的巨大发展。美术创作是为我们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最根本的是要表现今天中国人的情感,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我们要认真研究艺术发展的规律和存在的问题,根本的立足点就是要创作出真正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美术作品。

此次座谈会主题鲜明、研讨问题集中、学术气氛热烈浓郁。正像主持人尚辉总结的那样,今天我们齐聚一堂,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70周年,尤其是着眼于从当下的角度、从今天美术创作的角度来理解《讲话》的精神和内涵。这种纪念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形态上,更为重要的是落实到如何推进当下的美术创作上。学习《讲话》精神,践行《讲话》精神,推进当代美术创作,这就是对于《讲话》发表70周年最好的纪念。

美术界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美术界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郝斌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70周年,2月28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美术》杂志社承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美术界座谈会”在中国文艺家之家隆重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冯远,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主任罗成琰,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陈建文,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向云驹,中国美协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刘健,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杨力舟,中国壁画学会名誉会长侯一民,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杜滋龄,中国美术馆副馆长马书林、胡伟、梁江,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局副局长李翔,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一级美术师谢志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张祖英,北京画院副院长袁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宏建、孙为民、王颖生、毕建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爱国,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于小冬,武警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苗再新,武警美术书法研究院副院长邵亚川,《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美术编辑室主编邵建武和长城画院常务副院长邹立颖等领导、美术家和理论家应邀出席了会议。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苏新平、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孔紫等提交了书面发言。座谈会由《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主持。

与会美术家重温《讲话》精神,深情回顾了《讲话》对于延安美术和新中国美术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深入探讨了《讲话》精神对于今天美术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艺术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如何在今天的艺术创作中理解“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以及深入生活与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座谈会还举行了由中国美协组织的“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写生作品展”系列写生创作活动启动仪式。为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中国美协于今年成立了三个采风写生团:“浩瀚草原——中国美术家协会采风团”、“大美四川——中国美术家协会采风团”和“首届西部少数民族美术人才高研班采风团”。启动仪式向即将奔赴青藏高原、川藏高原和内蒙古草原的采风写生团颁授团旗,以正式启动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采风写生创作活动。

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领会《讲话》精神

在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领会《讲话》精神,是摆在当前所有美术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作为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经典文献之一,《讲话》深刻的精神内涵、历史价值、哲学价值、美学价值对今天的艺术创作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关于《讲话》的精神内涵和现实意义,冯远指出,《讲话》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文化理想,生动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领导人民推进文化建设的思想理念。今天,时代发展了,文化建设的任务、目标发生了变化,但是《讲话》中关于文化建设、文艺思想体现出来的基本立场、方法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他强调,重温《讲话》精神,促进美术创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承担使命,就要秉持崇高的文化追求,在弘扬先进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发挥带头作用;树立人民至上的观念,在贴近群众、反映群众、服务群众上发挥带头作用;保持与时俱进的品格,积极投身改革实践,在推进文化创新上发挥带头作用;强化精品意识,在生产更多高质量、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上发挥带头作用;坚持崇德敬业,在恪守良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上发挥带头作用。杜滋龄依据自身多年的美术创作和实践,认为今天回顾《讲话》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的文艺方向,我们的文艺创作始终是为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向云驹从党史的角度出发,谈到了《讲话》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他指出,《讲话》的发表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第一篇系统、全面的文艺论述,也是建党21年后,党的文艺工作的阶段性理论总结,这个总结不仅是当时延安文艺界工作的需要,也是此后党在解放区、根据地、国统区各个方面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讲话》树立了我们党又一个传统,始终高度重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高度重视文艺的根本问题,高度重视文艺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一部分,高度重视文艺批评、尊重文艺规律、用文艺的方式开展文艺的工作。张晓凌则谈到了《讲话》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认为《讲话》是一个标志性的经典文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艺思想的一个总结和弘扬,系统、全面地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文艺标准的问题以及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对我们当下也有深刻指导意义。梁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并且关注到《讲话》所体现出的现代性问题和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的重要转折意义,他认为《讲话》不只是历史文献,实际是标志着中国艺术现代性性质的新质,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是活态的、有生命力的,是对当下是有指导意义的,并标志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历史性转折,是中国新文艺的开端。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重要发展,《讲话》的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也自然引起与会者的关注。杨力舟指出,毛泽东在70年前对文学艺术根本原则、社会功能、创作方法的完整论述是唯物主义的经典文献,是依据中国现实需要而尊崇规律的科学总结,富有永恒的价值。毛泽东主张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艺术内容决定艺术形式,艺术内容必须依赖特定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这既是艺术家创作的原则,也是艺术品评的标准。在强调艺术本体论的今天,这一原则仍然是不可含糊的准则。此外,他还肯定了《讲话》中关于社会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论断,但强调关键是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地去执行和发展,并给青年一辈传承《讲话》精神。薛永年谈到,《讲话》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术理论体系指明了道路,不仅从社会学视野,而且从艺术与人生关系的角度深刻提出了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也从艺术本体、艺术规律的视角精辟回答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严格区分并深刻论述了艺术的“源”与“流”,指出“生活是艺术创作唯一的源泉”,也明确指出艺术高于生活的本质,使大家懂得艺术创作必然是对生活的开采与冶炼,因此只有从“源”的意义上重视“流”,才能不忽视且有分析、有批判地借鉴古人和外国人的经验,使艺术创新由粗糙到精致。王宏建则着重探讨了《讲话》中所包含的美学思想,指出《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史上的一个经典文献,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始终存在。他通过对《讲话》中艺术与受众、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艺术受众与功能四个方面的分析,认为《讲话》建立了人类新型的艺术形态,提出了艺术的源泉是生活这样一个深刻的美学问题;《讲话》的精神不仅仅是文艺方针政策的问题,也是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因此《讲话》是有长久生命力的。

此外,关于我们今天看待和审视《讲话》的方式,苏新平谈到,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顾和学习《讲话》精神,一方面要破除对于《讲话》精神的僵化思维,因为这种教条化、标语化的简单理解往往违背了《讲话》精神的真正意图;另一方面要还原历史情境,在历史情境中思考毛泽东在处理文艺与社会间的关系时所想表达的最为本质的含义。《讲话》很好地把握了历史规律和中国现实,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正是这种对于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

二、《讲话》奠定了新中国美术的发展方向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建立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确立人民当家作主,开展火热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积极而巨大的宣传作用。

《讲话》的发表直接推动了延安木刻的发展,使得延安木刻获得了质的飞跃,促进了一大批著名版画家和版画作品的涌现。如江丰的《念书好》、古元的《减租会》、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力群的《丰衣足食图》、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胡一川的《牛犋变工队》、罗工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沃渣的《把牲口夺回来》,不仅真实反映了当时的革命生活,而且塑造了众多杰出的人物形象,劳动人民成为了画面的主人,与此前的美术迥然有别,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性变革,亦对新中国美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江丰在《解放区的美术工作》中指出的,在《讲话》确立的原则精神指引下,解放区的美术工作从整体上获得了很大推进。除了卓越的木刻成就之外,画报、新年画、连环画、新洋片、墙画、对敌宣传的传单画、街头展览等直接为中国革命和工农兵服务的美术工作,也有了根本性的发展,并由于它活动普遍,参加工作者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后,《讲话》和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的延安革命文艺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延续。中国现实主义美术创作获得了新的土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新成就,表现革命斗争,表现民族团结,在普及的基础上得到提高,创作出一大批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创作方法。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和“百家齐鸣”,是对《讲话》精神的再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为继续推进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党又适时提出了“二为”方向,即文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创造了宽松的环境,指明了方向。2011年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握文化发展的趋势,展望文化发展的前景,恰逢其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亦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毋庸置疑,《讲话》对解放区美术和新中国美术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这一影响鲜明地体现在推进中国美术转向对现实生活的关怀和对民族风格的探索等方面,这一重大转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又归因于《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重要精神的指引。吴长江认为,正是这一基本精神引领,建构了新中国文艺特别是新中国美术发展的根基。他还指出,延安版画世界闻名,在美国、前苏联等国家出版的专项纪念集、画册中都可以看到这些经典的中国美术作品。它们吸收了陕北民间艺术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方式,从“阴阳脸”转变为线刻,实际上却是中国木刻艺术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转折,如古元的《打场》《乡政府》,不仅真实地表现出了解放区人民的现实生活,而且贴切地表达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所以,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然是我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侯一民根据自已的革命经历,认为这一基本精神不仅具有进步色彩,而且也是很前卫的观念。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样的思想使我们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白毛女》,产生了延安木刻、产生了古元;在新的条件下,又使中国画的改造面向人民生活,面向民族题材的丰富内容,使革命历史画有了很大的发展,使原本很多不被重视的民间的东西——年画、连环画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新的木刻也有了巨大的发展。我说它前卫,因为我觉得它是新的,绝不是像有些人把它看成是落后的,只是简单的为政治的口号。”胡伟谈到了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延安美术创作的具体路径。他认为,《讲话》发表之后,率先在延安的文艺创作中反映出新变化,美术家们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如古元、彦涵、力群等延安版画家的作品,表现了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和生活,反映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涵,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深入民心的精神感召力。这也提醒着我们,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但能够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创作必须要深刻关切当下的生活。

《讲话》对中国美术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美术创作方面,也表现在美术教育方面。王颖生根据自己在中央美院多年的学习和教学经验指出:“上世纪50年代初,江丰、古元、罗工柳等延安来的美术家们的文艺创作方法对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央美院的前辈美术家通过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途径,取得很多重要的艺术成果,而且把这些宝贵经验凝结在教学中,以社会考察和下乡写生实践课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此基础上培养了很多优秀美术家,创作了大量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如艾中信《红军过雪山》、罗工柳《地道战》、叶浅予《各族人民大团结》、董希文《开国大典》、王式廓《血衣》、冯法祀《刘胡兰》、侯一民《青年地下工作者》、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靳尚谊《十二月会议》、杜健《激流中勇进》和李可染《万山红遍》等;‘文革’后,又涌现出一批关注人民生活、深入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如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孙景波的《阿佤山人》、克里木·纳赛尔丁的《麦西来甫·欢乐之夜》、李少文《九歌图》、刘大为的《布里亚特婚礼》、杨力舟和王迎春的《黄河在咆哮》等,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绘画潮流。”

此外,张晓凌还重点谈到了现有艺术史写作对《讲话》指导下的中国美术变革评价不高的问题,他指出在《讲话》指导下,70年来,中国美术开创着人类历史上全新的艺术形态。如新中国画的改造问题、油画民族化的问题也都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曾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和探索,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在现有的艺术史写作中却都对此评价不高,这可能和艺术史家的史学观和艺术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最后,他提出我们对抗战以来新中国文艺的现代性的探索必须有一个重新的评估,尤其在今年我们学习《讲话》的时候。

三、《讲话》仍然是今天艺术创作的真谛

《讲话》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文献,对当代美术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讲话》的启示意义首先体现在当代美术创作对《讲话》基本精神的回归,即美术创作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宗旨,这一宗旨又要求艺术家要深入生活、表现生活,从而使我们能够把握正确的文艺方向,推动美术创作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引领下,在党中央提出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今天,重温《讲话》对于鼓励创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大为指出:“《讲话》是我国文化艺术工作者进行艺术创作的经典文献、指路明灯和创作宗旨,正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文化艺术工作者在不同时期,关注时代,贴近现实,表现生活,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我们始终认为《讲话》仍然是今天艺术创作的真谛,仍然是今天我们艺术工作者的座右铭,也是值得永远践行的座右铭,并且对今天的中国美术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他还强调中国美协将始终坚持党的政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鼓励支持美术家深入生活,并举办了一系列重大的美术展览活动,推出新人,推出精品力作,我们将更加深入地学习、践行《讲话》精神,推动我国美术的大发展大繁荣。马书林认为,重温《讲话》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帮助我们把握正确的文艺方向,而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是当今时代能否产生优秀作品的根本。美术作品就是要为人民大众创造真、善、美,反映真实、真情、真理,表现人生的真谛,传达美德、善德,表现人的尊严、人的理解、人的关爱,为社会积善扬德、构建和谐,要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以作品带给人民以美的享受、精神愉悦。刘健重点谈到《讲话》精神启迪了美术家在美术创作中要将对人民的感情建立在人文情怀的基础之上,要切切实实地从人民艺术的角度出发,对生活要实实在在地记录,对眼前要实实在在地关注;另外,较之当年革命文艺家无条件、无功利地承担革命文艺创作的自觉责任,我们美术家应该将这种创作的真诚继承下来。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文化政策的宽松、文化环境的改变以及国力的日益增强,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当代美术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进入新世纪,艺术市场不断扩大,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繁荣,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技巧复杂、作品量大、活动频繁,但同时,美术界中的浮躁作风也不容小觑,部分美术作品脱离社会生活。面对当前美术界中的各种现象,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各自的建议。苗再新谈到:“以中国画的创作为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急功近利者有之,不择手段炒作者有之,而真正坚守信念、潜心艺术、认真创作的艺术家少了,真正来自生活、贴近生活、反映时代的作品少了,内涵深刻、艺术上乘的精品力作则更如凤毛麟角。”吴为山认为当前美术界问题的产生显然源自缺乏生活、缺乏真情所致。他指出,我们今天学习《讲话》,不是仅仅纪念《讲话》发表多少年,也不是仅仅将《讲话》当作历史文献,而是要让这一哲学思想成为我们精神的源泉,融入到我们创作的灵魂中,还要让年轻一代学习。张祖英建议今天的美术界应当将抓“提高”作为我们主要关注点,以此来引导社会的精神走向,反对低俗化、娱乐化的倾向。邵建武还提到文物与艺术品市场中的学术缺席问题,不仅干扰着市场的健康发展,也势必、或者说已经对美术界、书法界、史论界产生不良影响,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苏新平认为,《讲话》精神正提示了我们作为知识分子肩上所背负的社会责任,他谈到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大发展的今天,各种价值评判标准介入中国文艺作品的评价体系,我们进入了一个多元的时代。这既是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的成绩,也是我们所面对的新语境。文艺发展和改革的进程一样,进入了深水区,如同《讲话》产生的背景一样,我们正面临着种种思想的矛盾和困惑,这种复杂性可谓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能否对社会发展和美术创作有一个清醒而独立的认识,年轻一代能否有正确和健康的思想引导也取决于我们怎样真实面对,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毕建勋谈到,《讲话》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今天的有些艺术已经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基本前提,在“传统”、“当代”、“学术”、“市场”等诉求以及许多非艺术的欲望中迷失了根本。杨飞云也指出,我们的文艺创作要有大方向,也要百花齐放,但必须是“花”;百家争鸣,也必须是“家”,这关于品质和水平问题。学习《讲话》有助于我们的艺术创作具有这样的品质和水平。

李翔重点谈到了军队美术创作对《讲话》精神的贯彻和对中国当代美术的贡献,他认为,军队美术创作始终以现实主义创作为最高艺术追求,自觉承载着国家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崇高理念,彰显出军事美术作品独有的艺术魅力。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军队美术工作者认真贯彻《讲话》精神、坚持“人民文艺为人民”的创作方向是密不可分的。邹立颖也谈到了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的军事题材创作。他认为,学习《讲话》有助于更新创作观念,不应仅仅围绕或局限在军事题材里,把所有的美术创作跟军事挂钩或者要有军人,而是要拓展和突变军事题材的概念,要融合到更广阔的社会文化里,要创新和表现大的时代思想和文化精神。这样一方面拓宽了军事题材美术创作的道路,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发挥军旅美术作品在思想上的引领作用。他还强调为兵服务是军旅美术工作者的根本。

此外,与会的几位老艺术家也各自谈到了《讲话》对自已创作的影响和体会。谢志高谈到:“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是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成长起来的。沿着《讲话》精神的指引,几十年来,我创作了一系列主题性人物画作品。我的画,要让中国老百姓看得懂、能接受。我一向认为,占地球五分之一的十几亿人能够欣赏的艺术,让中国人拍手叫好的艺术,就是伟大的艺术。”袁武也谈到:“我始终认为一幅好的创作完成,应该具备三个基本元素:一是对所画内容熟悉,二是要表现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良知,三是对题材的驾驭能力。一件做品创作出来,要代表一个画家的立场、追求,这包含着作者的艺术品格、思想品格和情愫倾向。艺术创作是精神劳动,是有思想使命的。我不反对艺术创作的多元化,但在我每每的作品创作中都竭力倾注我的情感和思想,都希望每一件精心之作有它的社会意义和广泛观众,使自己的画作既要打动受众的眼球,也要激动受众的心灵。这也许就是艺术工作者存在的价值吧”。

四、写生是画家认识生活、表现现实的重要途径

在一个图像的时代,需不需要写生,怎样写生,如何处理深入生活与写生、创作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当下美术的发展。重温《讲话》精神,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深入生活与写生创作之间的重要关系。薛永年指出,《讲话》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美术家走出象牙之塔、走向大众生活的经验,也极大推动了此后的美术教育和美术运动一直通过写生贴近生活、改变创作面貌的伟大历程。当今,美术博物馆蓬勃发展,国际美术交流丰富频繁,美术出版兴旺发达,文物美术市场活跃繁盛,都极大丰富了美术家接触古代和外国名作的机会;但为推动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能只着眼于“流”的借鉴,而应该循“流”溯“源”,保持美术创作的源头活水,应继续坚持《讲话》精神的指引,通过写生、采风等途径深入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联系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去,才能不断地有饱含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问世。邵亚川根据自己多年的创作实践经验,指出深入生活出智慧、写生能画出品味,深入生活并不在于你走多远,而在于你对所关注的事物是否有深入的思考,面对照片进行创作让人苦恼,而直面写生则张弛有余、一挥而就;写生能画出感觉,恰到好处,这就是品位;纯粹学来的文化显得矫揉造作、肤浅,纯粹悟出来的文化虽不免粗俗生猛、手脚笨拙,可那是自己的“孩子”,怎么看都好看,打心眼里喜欢。李爱国也谈到了深入生活和写生的重要性,他谈到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离开了生活,艺术作品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便失去了生机,而写生则是记录生活、提炼生活的最有效的手段。写生关注的往往是生活中最生动、最感人的某些事物、某个瞬间、某种形象,因此它最具鲜活的特质,最具强烈的情感,既是迈向优秀艺术家行列的必由之路,也是艺术家才能最直接的体现,还是艺术家风格形成至关重要的因素。尤其在现代科技材料与科技手段不断发展的今天,写生愈发显示出其独立的审美价值。孔紫还谈到了一些画家依赖画册进行创作的问题。她说,深入生活的写生实践使她认识到从生活中有感而发,由“源”所创作出的作品,是经得住推敲,经得起艺术考量的;反之,单纯从画册中找灵感,由画册到创作,从“流”中硬搬模仿,是导致艺术创作枯竭的死胡同。

显然,远离生活、远离写生,将使创作走进死胡同。而关于如何深入生活,如何写生,如何处理深入生活与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与会专家也进行了深入讨论。杜滋龄指出:“作为一位美术工作者,更应不断地深入生活,到基层一线去倾听群众呼声,感受他们的生活,用画笔记录他们的生活。画家创作的作品成功与否,是与画家本人修养和对生活的认识分不开的,关键是画家能否和群众的感情发生共鸣。这样,才能有带着热气、意境和情感的作品出现。再者,画家写生过程也是认识自然、了解人、记录人民生活的唯一手段。故此深入生活与写生是统一的一个手段和方法”。胡伟也谈到:“回顾新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写生是体验和表现生活的利器法宝,它能够影响和改变艺术家对生活的认识以及对生活原型的生动表达和艺术塑造。通过写生获得生活体验将创作素材转化成为典型的艺术形象,能够反映出生活本质和深刻内涵。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一直坚持‘深入生活’,为社会贡献了大量优秀作品,也成为国际美术教育中不可替代的形式典范。”孙为民则根据自身的创作和教学经验重点谈到了如何处理深入生活和写生、创作之间的关系,他说:“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大量地写生、记录、积累,既收集素材,又磨练技巧,为创作储备实力,否则创作不会有大的起色,技艺也不会精进。创作更多的是随心所欲和个人的兴趣、偏爱、追求,有时候就是一个想法、一个印象、一个感动、一个趣味的着迷。然后,把那种感觉变成一个结构、一个组合、一个气氛。在这个气氛里,一切人和物都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而这种鲜活的生命力恰恰来自于生活,恰恰是在写生的直接体验到创作的转化而获得的。在创作中虚假编造,依赖、照抄照片以及图像化、概念化都使得写实绘画受到极大的损害。写实绘画只有走出这种困境,才能得到新的发展。”此外,与会专家还谈到了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深入生活进行写生创作的实践和体会。张祖英谈到了自己最近艺术写生和深入生活的体会,他说:“基于对当今油画发展的认识和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在在研究欧洲油画传统的同时,加强中国本土文化精神和美学理念的融会,着力于创造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中国油画。因而,对艺术写生又有进一步的要求,要更注重艺术家个人精神世界的导入,加强对生存环境的领悟和主观感受。”于小冬谈到自己的切身经历践行了《讲话》里倡导的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过程,在西藏生活的13年时间里,在火热的充满激情的西藏艰苦岁月里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历险经验,持续不断地积累着自己的生活体验,用生命感悟了“深入生活”的真正含义。孙景波也根据自己的写生教学实践,肯定了写生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创作源泉以及写生在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意义,他谈到2000年与杜建老师共同带领的中央美院油画、壁画系研究生进行的“走进大西北”的社会考察之旅。在这次考察中,师生们切实接触到各省会城市建设风貌,更贴近看到其间生活着的工、农、兵、学、商、牧和与改革大潮同步发展的少数民族生活现实,并用录像、录音、笔记、素描、油画写生的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考察采访,激荡着师生们的创作欲望。后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大西北纪实作品汇报展”,展出了丰富的考察和创作成果,并受到了很高的评价。通过这次实践活动,他感受到写生最重要的是要走进去,走到最广大的民众生活的“唯一源泉”中去,那是一个艺术家树立艺术人生观的熔炉,是艺术创作思想联系时代精神的根本。

吴长江最后指出,在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在胡锦涛总书记寄语全国文艺家的大背景下再读《讲话》内容,重温《讲话》精神,不仅有利于文艺理论成果与当代创作实践更加紧密的结合,而且有利于中国当代美术事业的不断稳步向前推进。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取得新的成就,国际影响持续攀升、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城市发展突飞猛进、新农村建设一日千里,科技创新佳绩频传、国防事业日新月异,物质生活稳步提高、精神文化丰富多彩……这一切,不但构成了我们当代生活的宏伟背景,更为美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为全国美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中国美协的各项工作,也正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全国美术家的共同努力下得以顺利开展的。这几年,中国美协组织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美术家写生活动,是一种普遍的号召。希望美术家重视写生,走出画室,走出自己的小空间,走进社会的大空间,关注今天中国的巨大发展。美术创作是为我们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最根本的是要表现今天中国人的情感,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我们要认真研究艺术发展的规律和存在的问题,根本的立足点就是要创作出真正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美术作品。

此次座谈会主题鲜明、研讨问题集中、学术气氛热烈浓郁。正像主持人尚辉总结的那样,今天我们齐聚一堂,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70周年,尤其是着眼于从当下的角度、从今天美术创作的角度来理解《讲话》的精神和内涵。这种纪念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形态上,更为重要的是落实到如何推进当下的美术创作上。学习《讲话》精神,践行《讲话》精神,推进当代美术创作,这就是对于《讲话》发表70周年最好的纪念。

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括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结论两部分,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1953年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编辑本段拓展

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

编辑本段概述

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图片 25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讲话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剖析,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竞的《漳河水》,孙犁的《荷花淀》等作品。在国统区,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界团结广大作家,发挥了重大战斗作用。艾青、田间及七月诗派的诗歌创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以及曹禺、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的戏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编辑本段引言

综述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⑴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工作问题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学习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编辑本段结论

综述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编辑本段认识事实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编辑本段文艺服务对象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⑵。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⑶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⑷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⑸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编辑本段如何服务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⑹。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⑺,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⑻,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⑼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编辑本段文艺统一战线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⑽。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编辑本段主要斗争方法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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