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范仲淹《岳阳楼记》

79.范仲淹《岳阳楼记》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苏州吴中区)人,死后谥“文正”,称“范文正公”。他两岁丧父,和母亲随着任小官吏继父四处迁徙。26岁登进士第。因敢于直言强谏,屡遭贬斥,久不被重用。庆历元年(1041年),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采取屯田固守策略,巩固边防,使西夏不敢进犯,当时边塞流行着“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之语。庆历三年(1043年),任参知政事,提出十项政治改革方案,为守旧派所不容,外放任邓州、杭州、青州等地知州。写《岳阳楼记》时他正在邓州做知州。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吴国都督鲁肃的阅兵台。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范仲淹写下著名的《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一生行为准则。他矢志不渝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主张,深受当世和后人称道。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滕子京在岳州知州任上履新整好一年了。一年来,几任前任想修而未能修成的洞庭湖堤防工程完工了,为害多年的水患终于一朝澄清。岳州书院也重新恢复了,教化大兴,儒风风行,野多滞穗,路不拾遗,古老的岳阳城处处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尤其尤其,原已荒疏、破落的岳阳楼修缮一新,恢复了昔日雄伟壮观的气象,更是让滕子京老怀激荡,情不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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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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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山河锦绣,美则美矣,还必须有楼观可以登临,胜景才能尽收眼底。一座城市有了一座高楼,就如同一幅画作有了一处亮彩,是点睛之笔,不可或缺的。自己这一年来夙夜为公干出的一番实绩需要有个实物来揄扬,自己在遭遇诬陷贬官到此后,淬励奋发的一番心迹更需要有个载体来显摆。有了楼还不够!还要有一篇文字作记,这篇记也必须出自雄才巨卿,非如此不能人以文传、不能彰显天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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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岳阳楼承接千古风流,也成就了千古名篇。尤其是以记叙之作为题而写成抒情言志之作,似乎无出《岳阳楼记》之右者。老百姓说的“照着葫芦画瓢”,已属不易;可老范没看见葫芦也能画瓢,这就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本事了。

雄才巨卿——那就非范仲淹莫属了。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范仲淹力主改革,政治抱负远大,却遭奸佞诬谤而被贬。面对着洞庭晚秋图描绘的山水之景,吟诵着前贤的诗赋,遥想千古兴亡,多少仁人志土空怀抱负而饮恨终身,他无法写景也无心写景,一腔浩荡之气尽付滔滔湖水,于是,就有了这篇文题不符的散文名作。

范仲淹长滕子京两岁,论官位,他们不在一个档次上;论渊源、论情谊,他们是多年的铁杆兄弟。范仲淹是江苏苏州人,滕子京则生于河南洛阳,他们之间发生交集是在公元1015年,他们同时在京城考上了进士。一个26岁是大哥,一个24岁是小弟,少年得志,春风马蹄疾,就此结下莫逆。其后,他们同在官场厮混,范仲淹始终走在前面,走到哪就把滕子京带到哪。范仲淹在江苏当盐官,滕子京就在泰州治盐。范仲淹当了副宰相,滕子京就提拔到了大理寺。范仲淹在陕西抗击西夏,滕子京就随之驱驰当了冲锋陷阵的先锋。进则一荣俱荣,退则一辱俱辱,终于有一天他们双双倒了大运,滕子京被贬到了湖南岳阳,范仲淹则近乎发配似的到了河南南阳。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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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收到滕子京请求其为岳阳楼作记的书函时百感交集。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对滕子京的心迹再明白不过了。他丝毫不怀疑自己这位老弟的施政能力和清白品格,他真正担心的是滕子京的耿直性格,“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这样的性格容易在官场树敌呀。并且,类似修楼这样的浩大工程,耗费巨资,本就容易授人以柄。滕子京上回遭贬,不就是被官场对手构陷“贪污公款”吗?殷鉴不远,不得不防,得提醒滕子京把胸怀放宽,得大力颂扬一下他的政绩,让企图口诛笔伐的小人没了口实。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也许有人认为老范写洞庭湖阴晴二景极其精彩,宛若亲见。其实他写的却不是洞庭湖特有的风景,而是托物附情的想象之笔。这就牵涉到那个“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宏大命题了。老范所写,正是艺术的真实,而非“洞庭一湖”的生活的真实。他那两段妙文,用来描写相似的其他胜景也一样精彩。这恰恰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明证。这类文学理论的大命题,已经被讨论了几个世纪。古今中外无数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几乎都有关于此命题的论述,咱就不在这儿讨论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文章伊始就有了“政通人和”的结论性字眼,这样的字眼在古代政治人物的文章中并不容易出现。古来多有政通而人不和者,如始皇一世;亦多人和而政不通者,如曹魏晚期。“政通人和”就是一个极高的全面鉴定结论,不啻是对着暗处的小人的一个棒喝:你们别乱喷,乱喷之前先好好掂量掂量了!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表达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显然比单纯地记物写景更打动人心而引起共鸣。所以,人们甚至认为作者不记岳阳楼是“惜笔如金,不事铺张”的文章大法而备加推崇。另外,滕子京其人“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范仲淹“正患无隙以规之”,所以借题发挥,畅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及先忧后乐的情怀,既以自励又以勉人。

于是,我们还看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写作这两句本意是规劝滕子京不要为物议所局限,视野里有水天一色,人的胸怀也可以风月无边,不要沦于小忧愁小喜悦而失了儒家传人的堂正格局呀!当然我们亦可以将这两句理解为范仲淹的夫子自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也确实配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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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无意间的这两句,成就了中国儒家传统士子品质的代名词。自此之后,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类似“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句子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毫不夸张地说,范仲淹的这两句将中国文人的“忧点”和“喜点”整整抬高了一个层级,从此在全社会规律性地铸成了一个共识——一己之私情断非人情之最大。那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也早已超越了一汪水的概念,俨然成了承载天下公心的浩浩历史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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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唐宋八大家居然不含范仲淹事颇有腹诽。是的,他流传下来的文字确实不算多,——但是,但是,文学也会落了俗套,也能以多取胜么?

范仲淹写作技巧高超,善于藏拙。他点明受人嘱托作文,却并不说明自己不在巴陵郡;他说不记岳阳楼是因为有前贤的诗文,再记多此一举。其实前人记的只是重修前的岳阳楼,而友人要他记的是重修后的岳阳楼,前人之述怎么可能“备矣”呢?但他巧加营构,很自然地将文章重心转到了抒情言志上来,把他未曾履及岳阳楼的缺憾掩饰得天衣无缝。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到河南邓州,他的好朋友滕子京也被贬到了湖南。滕子京挺能干,在任上颇有政绩,正所谓“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到任第二年,他就主持重修了岳阳楼。为了记述这一盛事,滕子京特请范仲淹为重修后的岳阳楼写一篇记事散文。想让范仲淹以生花妙笔记下重修后的岳阳楼空前壮观的规模形制,以彰政绩。可范仲淹在邓州的任所,根本没见过重修后的岳阳楼。不仅当时未见,就是《岳阳楼记》问世后他也没到过岳阳楼。他对岳阳楼和洞庭湖的了解,就是滕子京差人送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和前贤有关洞庭湖及岳阳楼的诗文。就凭这些材料,他不可能如实记述重修后的岳阳楼盛景和洞庭湖景观。不过老范毕竟是文章大师,他来了个避实就虚,对岳阳楼的盛景,仅以“前人之述备矣”一笔带过。对重修后的岳阳楼也只以“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数语敷衍。然后笔锋一转,开始讲道理谈抱负,硬是把这篇名为岳阳楼记的记事散文写成了借物咏怀言志的抒情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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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时乖命蹇的范仲淹闻知滕子京被贬后还能政绩显赫,联想自己忧心国事而无能为力,肯定是感慨万千。于是借题发挥,由“览物之情”入手,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

更绝的是,他这么“偷奸耍滑”地写了,不但滕子京满意,时人满意,乃至于后世千百年来,可说是无人指摘其非,反而誉满天下、名传千古,得了个大大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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